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户籍政策的逐步放开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在此过程中，三四线城市随之快速发展，消费需求也进一步得到提升。在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基本的“衣食住行”成为其首要关心的问题，汽车作为城市中重要的交通出行工具，也是“城镇化”绕不开的话题。

新机遇下中小城市将成“主战场”

众所周知，汽车产业的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又对我国的汽车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汽-大众4S店山西志国星赛车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城镇化的推进使得汽车行业保持大盘的增长的同时，增长形势由原来的一二线城市转向三四线城市;增长的类型也在发生改变，由原来的豪华轿车增长转变成为A(紧凑型)级车型类别的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项安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近年来，新型城镇化深入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汽车需求空间，带动了三四线城市市场的繁荣。这使得包括小城市、城镇和农村在内的新兴市场成为汽车产业潜力巨大的增长点。同时也为新能源汽车启动提供了实际需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城镇化：道路、模式和政策(背景报告六)》(以下简称《报告》)提出，预计到2015和2023年，中国汽车千人拥有量分别约为118辆和235辆，总保有量约为1.6亿辆和3.4亿辆，新车产销规模约为2500万辆和3800万辆。汽车的千人拥有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现今北京、上海、青岛等地的千人汽车拥有量在150—250辆之间，而徐州、保定、洛阳、太原等地的千人汽车保有量还未及 100辆，这也意味着未来三四线城市的汽车需求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根据其他相关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我国新增城镇将会达到25%，约8.8亿人生活在城市，将会有85%的汽车市场增长来自于中小城市。

可见，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落实，我国的汽车需求会被进一步刺激潜力释放，市场规模也将进一步扩大。然而，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带给汽车产业新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

“城市病”为汽车行业带来挑战

现今汽车业的快速发展与城市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华北几大城市上空多日不散的雾霾使得人们将矛头直指汽车尾气。据业内专家介绍，汽车在发动、起步过程中排放的有害气体，是正常行驶时的数倍。城市内严重的“堵车”病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在仅仅通过采取“摇号”、限制增量的方式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规划城市、避免“城市病”的出现，如何发展新能源汽车将是摆在中国汽车行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已经在很多地方出现，问题已经十分突出。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已经患病的城市可能病得更严重，没有患的可能会患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交通方式与城市功能区规划及用地密度有密切关系，对此《报告》指出，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城市规划对于汽车增长及使用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城市主要功能过于集中。商业、商务、行政、医疗、教育等资源过度集中和配置在主城区，导致中心城区交通、停车、环境等压力较大。

二是缺乏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并广泛辐射周边区域的公共交通体系，而且缺乏多方式组合出行的换乘条件，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问题并存。

三是居民小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军事设施及商业区封闭性强，导致禁行区、禁停区和进出口较多，红灯设置多，明显降低了道路通行速度并人为设置了堵点。

四是由于历史和规划原因，城市道路格局存在严重问题，主要是干线发达而毛细循环系统落后，特别是存在较多所谓“断头路”，支线难以连通主干道，使路网之间不能形成有效衔接和配合，车辆疏散能力差，车辆平均行驶距离变长，从而严重降低了路网的交通容量。

对此，相关专家建议，城市建设要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防止特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需要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来建立城市空间的发展布局规划，鼓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地方多发展，鼓励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差的地方要优化发展。此外还需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体系。

新能源汽车路在何方

然而，要想根治“城市病”，在规划城市的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也是一大重点。

“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突破，近两年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发展成为汽车技术革命的重要方向。借助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可以弱化和缓解汽车增长带来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项安波说道。

“新能源汽车确实是发展方向，但是其很难像雨后的春笋一样马上发展起来，主要是几个限制因素需要解决，比如电池核心技术屏障需要突破以及电池的应用的新材料选取，这就涉及最关键的问题—价格。只有廉价的高性能新能源汽车才能推行市场化。还有政府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也需跟上。”一汽-大众工作人员坦言。

除了以上限制，《报告》还指出了新能源汽车政策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准入和监管政策亟待改革。从准入来看，主体准入门槛过高，而且沿用传统汽车准入条件，实质性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不符合新能源汽车跨行业资本、技术融合、中小规模、开源设计和制造等发展方向。

二是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愈演愈烈，市场分割严重。一些地方政府利用阻碍兼并重组、消费补贴、选择性上牌、地方联盟等形式，保护本地市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难以形成。

三是缺乏明确的发展战略。我国缺乏导向更突出、思路更清晰、步骤更明确、任务分解和反馈机制更细化的推进战略。同时，偏重依靠传统汽车厂商发展新能源汽车，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效上看都存在问题。

四是缺乏整体的扶持体系。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投入明显偏低，而且结构不合理，主要投向整车厂和大专院校，投向多为竞争性技术;缺乏针对新能源汽车购买、上牌、使用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整套优惠政策，弱化了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优势。

对此，项安波表示，从需求上激励新能源汽车发展，例如免征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应该继续坚持，同时要加强充电站、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使新能源汽车在购置环节有优惠、使用环节有支持、维养环节有保障。以帮助缓解汽车行业与城市承载力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