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了北京市关于治理交通拥堵的方案。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些方案可能包括经济手段，如收取相当于每升汽柴油2元的机动车污染治理费及拥堵费；提升停车收费标准等，还有准入限制，如非本地户籍人口购车需要严格的条件等。由于交通拥堵是中国城市化高潮中的普遍现象，因此，北京治堵方案具有全国示范效应。

利用经济手段尽管是一项可能有效的治堵方式，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有广泛的先例，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交通拥堵具有典型的中国成因，即拥堵本身是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和治理方式造成的。何况，这种用“堵”的方式，难以治本。

中国汽车保有量快速攀升是城市拥堵的原因之一，而人们踊跃的购买汽车也是迫不得已，甚至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在北京三环之外，尽管商品化的住宅已经蔓延到通州，甚至河北的燕郊，但三环外的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公共资源，比如医院、学校以及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想象，当郊区的孩子们要到城里上学的时候，每个家庭都必须买一辆车接送，而政府本该致力于教育社区化并发展校车体系。也是在这些地区，由于公共交通的缺乏，黑车往往是人们便利的选择，但他们常常遭受打击。

在中国，产业政策、GDP主义以及城市的治理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他们之间在行政目标上无法达成平衡。汽车工业被作为拉动GDP增长的支柱产业获得鼓励，形成全球最大的产能。在过去几年，为了挽救经济，政府采取减税和补贴的方式鼓励人们购买汽车，但中国落后的城市规划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汽车本应该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发生割裂，以至于在城市这个舞台无法畅行。

显然，与北京一样，全国城市交通的拥挤是一种典型的“行政病”，但往往用“城市病”来解释它的自然属性与必然，从而掩盖其真正的病根。因为全国的城市建设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即以权力中心为中心的放射状发展，并且在城市道路经常性的修修补补中显现它的短视性病态。大部分城市规划往往是一项由领导人拍脑袋的行政决定或者各个强势部门的主导，而不是基于专业考量的技术方案，这导致了城市建设没有前瞻性的“摊大饼”式蔓延。

在北京，由于要保护古都风貌，在拥挤的城市中心不能通过建设高架路或地下通道的方式，来增加城市路网的容量，但是，北京主要的行政、商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恰恰都集中在中心区，这种“单中心”格局成为交通拥堵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即使建设再多的公共交通，放射状的交通依然会更加拥堵，即使将停车费用和保有成本提到很高，但人们不能不去这些资源聚集的地区工作、上学、就医或办事。

“单中心”格局在中国是如此难以撼动，因为公共资源主要聚集在行政中心的周围。多中心意味着相当一部分功能和机构要迁出，而这又是强势部门所不愿接受的。在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集中思维而不是公共服务思想占主导，因此，郊区的公共资源严重不足。只有消除“行政病”才能改变城市建设的思路，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