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5日，对于中国汽车工业而言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历经一甲子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汽车市场的产销量已近2000万辆，连续数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而中国汽车工业也逐渐开始在全球展现自己的影响力。

今天，我们在为中国汽车工业诞生六十年欢欣鼓舞之余，也应该铭记这六十年走过的艰辛。在成长之初，我国的汽车工业呈现着“只有卡车没有轿车”、“只有公车没有私车”、“只有计划没有市场”的困局。我国的汽车工业如何走出当年的困局，开创今天的局面?这其中的艰辛与坎坷、推翻与重来是后辈汽车人们必须铭记的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蕴含的经验教训，更是中国汽车工业开启未来的钥匙。

中国汽车工业在发展的最初正应了小平同志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以饶斌、郭力、孟少农为代表的老一辈汽车人，在最初的阶段辛苦打拼不断摸索，最终奠定了中国汽车业今天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基础。

“缺重少轻”中国汽车工业最初的彷徨

1953年7月15日，一汽在长春奠基，打下了我国汽车工业的第一根桩，拉开了新中国汽车工业筹建工作的帷幕。

国产第一辆汽车于1956年7月13日驶下总装配生产线。这是由长春一汽生产的“解放牌载货汽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圆了中国人自己生产国产汽车之梦。

一汽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汽车工业生产基地。但同时也决定了中国汽车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重点选择以中型载货车、军用车以及其他改装车(如民用救护车、消防车等)为主的发展战略，使得中国汽车工业的产业结构从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缺重少轻”的特点。

自1953年我国第一辆国产汽车诞生后4年，一汽开始仿照国外样车自行设计我国的轿车。一年以后，一辆小轿车和一辆高级轿车试制成功。它们就是我国小轿车最初的记忆——CA71型东风小轿车和如今已经成为经典的CA72型红旗牌高级轿车。从此，红旗轿车成为国家礼宾用车，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年后的1958年9月，又一辆国产凤凰牌轿车在上海诞生。1959年，凤凰牌小轿车参加了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献礼活动。

政策改革催生我国汽车工业第一次热潮

我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第一次热潮出现在1958年前后，这与政策的改变密不可分。

由于国家实行企业下放，各省市纷纷利用汽车配件厂和修理厂仿制和拼装汽车，形成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第一次“高潮”。形成了一批汽车制造厂、汽车制配厂和改装车厂。

汽车制造厂由当初(1953年)的一家厂发展为16家(1960年)，其中南京、上海、北京和济南共4个较有基础的汽车制配厂，经过技术改造成为继一汽之后第一批地方汽车制造厂，发展汽车品种，相应建立了专业化生产模式的总成和零部件配套厂。

各地方发挥自己的力量，在修理厂和配件厂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和改建所形成的这些地方汽车制造企业，一方面丰富了中国汽车产品的构成，使中国汽车不但有了中型车，而且有了轻型车和重型车，还有各种改装车，满足了国民经济的需要，为今后发展大批量、多品种生产协作配套体系打下了初步基础。

进入60年代，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在国家和省市支持下，力求探索汽车工业管理的改革，国家决定试办汽车工业托拉斯，实施了促进汽车工业发展的多项举措，促进了汽车工业的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地方汽车制造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片面追求自成体系，使得整个行业投资严重分散和浪费，布点混乱，重复生产现象严重，为以后汽车工业发展留下隐患。于是60年代中期工业托拉斯停办。

1966年以前，汽车工业共投资11亿元，主要格局是形成一大四小5个汽车制造厂及一批小型制造厂，年生产能力近6万辆、9个车型品种。1965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近29万辆，国产汽车17万辆(其中一汽累计生产15万辆)。

二汽的建立开创自主生产的先河

1964年，国家确定在三线建设以生产越野汽车为主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二汽是我国汽车工业第二个生产基地，与一汽不同，二汽是依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创建起来的工厂(由国内自行设计、自己提供装备)，采取了“包建”(专业对口老厂包建新厂、小厂包建大厂)和“聚宝”(国内的先进成果移植到二汽)的方法，同时在湖北省内外安排新建、扩建26个重点协作配套厂。一个崭新的大型汽车制造厂在湖北省十堰市兴建和投产，当时主要生产中型载货汽车和越野汽车。二汽拥有约2万台设备，100多条自动生产线，只有1%的关键设备是引进的。二汽的建成，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以自己的力量设计产品、确定工艺、制造设备、兴建工厂的纪录。检验整个中国汽车工业和相关工业的水平，标志着中国汽车工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矿业装备为主要产品的川汽和陕汽

与此同时，四川和陕西汽车制造厂和与陕汽生产配套的陕西汽车齿轮厂，分别在四川省重庆市大足县和陕西省宝鸡市(现已迁西安)兴建和投产，主要生产重型载货汽车和越野汽车。60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出“大打矿山之仗”的决策，矿用自卸车成为其重点装备，上海32吨试制成功投产之后，天津15吨、常州15吨、北京20吨、一汽60吨(后转本溪)和甘肃白银42吨电动轮矿用自卸车也相继试制成功投产，缓解了冶金行业采矿生产装备需要。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对重型载货汽车的需求，济南汽车制造厂扩建黄河牌8吨重型载货汽车的生产能力，安徽淝河、南阳、丹东、黑龙江和湖南等地方汽车也投入同类车型生产。邢台长征牌12吨重型载货汽车(源于北京新都厂迁建)、上海15吨重型载货汽车投产问世。

在此期间，之前建立的一汽、南汽、上汽、北汽和济汽5个老厂分别承担了包建和支援三线汽车厂(二汽、川汽、陕汽和陕齿)的建设任务，其自身投入技术改造扩大生产能力。

第二次热潮和举国重复生产的旧病

改装零部件品种增多，厂家增加到2100家。这一时期，由于当时全国汽车供不应求，再加上国家再次将企业下放给地方，因此造成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第二次热潮，1976年，全国汽车生产厂家增加到53家，专用改装厂增加到166家，但每个厂平均产量不足千辆，大多数在低水平上重复。从1964年起，上海汽车厂批量生产了上海牌(原凤凰牌)轿车，逐渐形成5000辆的年产水平，同时，上海一批零部件厂和附配件厂也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而相继成长。

汽车工业经过这一阶段的摸索成长，1980年生产22.2万辆，是1965年产量的5.48倍;1966—1980年生产各类汽车累计163.9万辆;汽车生产向多品种、专业化发展，生产厂点近200家;1980年大中轻型客车生产1.34万辆，其中：长途客车6000多辆;1980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169万辆，其中载货汽车148万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