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至18日，中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作为2013中国国际汽车新能源及技术应用展览会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成果展览会的同期活动之一，将对我国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进行阶段性回顾，并对下一步行业走向进行探讨。以下为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讲话实录。

吴敬琏：谢谢大会组织者，有这个机会来讨论一个跟我们主题有关，我昨天刚从苏南回来，今天早上做了个PPT。

我们中心部长给我命题，给我的命题叫做改革创新与发展方式转变，我加了一个词，就是提高效率，这样我想这个链条就比较完整了，四个环节，我们当前在经济上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个转型它的核心就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它的主要手段，主要途径是什么?就是创新，其实我们的创新能力是不差的，可是这个创新往往产业化，产品化的产业化很困难，为什么有困难?是因为体制上不顺，体制上有障碍，怎么才能够改变，消除这个体制上的障碍呢?就要靠改革，这四个环节。改革才能创造一个好的体制，一个好的体制才能够让技术创新能够发展起来，只有技术创新才能够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才能转型，一环扣一环的，我就这个主题做一点说明。

先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做转变增长方式，九五计划，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十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九五计划就是从1996年到2000年期间，取得了一些成就，成就不大，但是取得一些成就，但是十五期间，发生了逆转，增长方式向旧的粗放增长方式回归，所以十一五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主线。十一五制订一个很好的规划，但是在十一五期间，就是2006年到2010年期间，我们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不好，所以十二五，就再次提出，用胡锦涛总书记的话来说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刻不容缓。

现在十二五已经过半了，可是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总的态势没有好转，所以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还在发展，跟我们切身有关的就是资源耗竭，生态的破坏，以至于像我们这个华北地区，首都附近地区，人类生存的三个基本条件都发生了问题，土、水、空气，这是讲跟我们切身有关的，至于说技术进步慢，产能过剩，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提高太慢，贫富差距在拉大等等，跟这个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直接有关的各种问题都在积累，从宏观经济来说，就是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负债率过高，像这样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但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是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大问题的中间一个部分，我今天没有时间来专就我们这个会的主题来讲，但是它是包容在这个大问题里面的，我想下面讲的这些个问题，跟我们会议讲的节能问题，或者是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问题，电动汽车的发展问题，都是有关的。

那么我们需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党中央和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也是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执行改进的情况不太理想，而且已经定了计划，定了五年规划，这个已经经过十八年了，但是为什么取得的成绩和我们原来的希望差距很大。

我想有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认识问题，到底这个增长方式，或者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转什么，从哪里转到哪里，它的核心，实质何在?应该说在九五计划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比较清楚的，从哪里转到哪里?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这两个词是从苏联来的，苏联60年代提出来的，就说苏联的增长方式有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太粗放。

什么叫太粗放?什么叫集约呢?当时是比较清楚的，后来越来越不清楚了，到现在就，我有一次在浦东讲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给学员们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到底这个转变是从哪里转到哪里，五花八门，就是你一看原意，如果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清楚，那你就谈不到实现转变，其实原来是清楚的。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说法，简单明了的说法，就是看幻灯片上的函数，这个函数的左侧Y是产出，总产出，等式的右边就是生产要素，就是支撑产出的是哪一些因素。第一个因素是K，就是用的德文的资本，第二个因素是劳动，第三个因素是A，A是要说明一下，K和L，资本和劳动就是投入，你投入增加了，当然产出就会增加，在过去人们认为，产出的增加只有两个牵动力量，一个是劳动一个是资本，如果人均产出不顾及到人口红利的话，人均产出的增长只有一个因素。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斯大林延续了社会主义的观念，斯大林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生产原理，其中有一个原理就是积累是增长的唯一来源，这是个过时的观念，斯大林提出来已经是50年代了，他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原理，这是不对。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个俄国人，他做了美国20世纪前50年的回归，发现劳动和投资不能解释美国的经济增长，他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这个A，这个A我们经济学把它叫做桫椤余量，桫椤，生下来的一个量，就是劳动和资本不能解释的这个是什么，桫椤它的定义叫技术进步，在我们现在实际的表达上，这个A现在算出来这个数，现在我们经常用的是这个数值，这个数值叫全要素生产力。

所谓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依靠投资，依靠投入资源支撑着增长，所谓集约的增长，就是主要依靠效率提高的增长，所以转变增长方式，或者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和实质就是提高效力，说得简单一点，用各种方法提高效率，实现这个A，驱动增长。

那么投资驱动的增长是造成我们当前许多经济矛盾，甚至社会矛盾的根源，我们经常讲，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最近第七次国务院发布了怎么消除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这个根本问题在这里，根本问题是粗放增长，是依靠投资，这个结论不是我们现在的发明，140年前马克思就由此论证了依靠投资实现的增长一定会造成消费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快增长，造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甚至造成资本主义灭亡。

总而言之，有个认识问题，不太清楚到底这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哪里转到哪，它的症结在哪里，它用力气用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问题了。

更重要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更加现实的问题，是体制问题，从反面来说，就是旧体制遗产的严重存在，使得市场难以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就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用行政命令来配制资源，来指挥生产。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决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次代表大会对于市场经济下了定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种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制中起基础性作用，市场有两个功能，一个功能就是有效配制资源，决定每一个企业生产多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原材料从哪里来，产品到哪里去，由市场来决定。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形成一个兼容的激励体制，就是对社会有利的事情，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都愿意做，市场能够起一个作用，使得激励兼容。

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

但是我们改革到现在，当然中间有反复有起伏，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旧体制的遗产是什么?就是行政命令配制责任，按照行政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负责报告来形成一个激励的机制，完成上级的指令，完成上面的指标，从我们这个领域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来说，你比如说到底新能源汽车，发展哪一种新能源汽车?办法很多了，有燃料电池，可以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还可以是混合动力，还是全电动，诸如此类，这个技术选择是很多很多，如果是在一个市场经济里面，选择哪一种技术路线是市场决定的，由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和市场的需求，来决定它所选择的技术路线，但是因为我们这里，旧体制的遗产还是严重存在的，所以技术路线选择哪一种，往往是领导机关制订的。

比如我们新能源汽车，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把政府的扶植和政府的力量的调配，是放在燃油电池上，这事大家都知道，是不是?后来逐渐认为比较成熟的还是电动，于是我们开始转向电动，转向电动又是各种各样的，实际上也是领导机关决定选择哪一种，这种办法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跟十四次的党代表大会所指出的方向不是同一个方向，十四次代表大会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我们这里各级政府，在资源配制中到现在为止，还是起着主导作用，而且近一年来有所加强，这样对于我们经济发展的转型，对于我们的技术创新，对于我们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造成了很大的不利的影响，我们在这些方面当然都有所进步，但是成本太高，浪费太大，这是从反面说。

国内缺乏一个有利于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

从正面说，就是缺乏一个有利于能够鼓励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以前我自己也认识很落后，我是以为，我们发展阶段，或者是中国的国民性，就善于模仿而不善于创新，后来做了一些调查以后发现我们中国人不说比别人强吧，至少不比别人弱，基层的下面的技术创新是非常多的，但是商品化，产业化是举步维艰，原因就在于这个经营环境，法制环境很不健全，所以作为创新主题的企业，特别是在那些在创新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创新型的小企业，很难脱颖而出，比如说动不动，进步路没有，没进步路根本干不了，可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其实是在企业，特别是小企业。

这一点，应该说这是哪一年，大概十年以前了，科技大会就确定了技术创新的主题是企业，如果我们对于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没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和法制环境，那么新的技术，有这种创意也很难脱颖而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特斯拉的崛起，我们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报告，我们不是从技术上说的，而是说这个体制环境和我们政府的行为，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教训，技术创新的主题，我们政府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环境，使他们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这个在我们国家，从一个跟随这个发展阶段，到了我们自己成了领先的集团的一分子的时候，也就是说从跟随为主变成要有更多的原始性的创新，在这个阶段就要特别注意这样的问题，因为追随的阶段，你只要虚心学习，认真学习，别人都有过经验教训，你只要不自大，我认真学习别人的经验和教训，那么我可以制订一套办法，来让我们的追赶能够快一些，但是到了创新的时候，这个未来是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哪一种技术是站得住的，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是有效的，没有，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就拿电动汽车来说，像西方国家政府，它对于这个技术进步等等，政府的支持不像我们这么多，但是有没有发生问题?像日本，像美国，他们这有关的政府部门，应该说它们的素质是不错的，像日本，它这个政府的所谓行政指导的力度比较强，出事就出得比较多，无最有名的小的事情大家大概都知道，它的电脑，它的手机，都是行政指导指导错了，那么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高清电视，通常日本广播指导是用模拟的，结果发明了数字电话，在开始用数字处理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日本朋友们讨论过，1990年，日本的高清电视已经全部实用化了，从广播到接受装置，都实用化了，在同一年，美国有数字处理的电视机，我们也学过这个，把模拟信号变成数码化，数码化以后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再变成模拟信号再放出来。

那时候我们曾经日本朋友说过，会不会造成，日本朋友说不会的，因为用数字去描述一个波，它的信息量比模拟的去描述一个波形要几十倍的信息量，所以它说传输上面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过了大概两年吧，从数论点，就数学理论的研究找出了算法，就是压缩解压缩，一下日本的所有投资都泡汤了，日本投产审核和日本广播公司制订的技术路线，大失败。

我们再说这个电动汽车，电动汽车在两年前大概，电动汽车三个部件，电动机、电控、电池，短板是电池，电池里面有正极有负极，短板是正极，正极材料，两三年前做正极材料最好的是美国的一个公司，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公司，是深圳的很小的公司，它叫纳米德方，都是用纳米技术来做。

这个时候特斯拉脱颖而出，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没有做过汽车，也不在密西根州，它脱颖而出了，当然有很多教训，其中一个教训就是因为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每种技术成功，在经济上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没有任何人，当然，也许上帝可能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你就是放手搞好这个环境，让前进万马往前冲，按照大数发展，我只说成功的概率是万分之一，有一万个以上的企业往前冲，总有一个能成功创收，你看特斯拉它们有两个问题上都是下的险棋。

一个就是用什么电池，大多数企业，那丰田早就做出来了混合动力，它那个电池也不小，大多数做的都是想办法把这个动力电池做大，特斯拉它认为手提电脑这个电池很成熟，但是很小，所以它车上用了六千块到八千块电源，这个风险是很大的，我们知道要放电的一致性，你怎么能力保证放电的一致性，如果不能保证一致性，马上就爆了，就是它在硅谷大概，电源管理用一套软件，当然其他软件也做得很好，我们知道10月2日爆炸以后，它这个电脑马上引导驾驶员离开这个车，很重要的关键就是电池管理，有特殊的能力，能够保证不至于因为不一致性，集中在某一组电池或者在某一个电池上放电造成的它的爆炸，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措施，据说有隔离，电池和电池之间有隔离，但是这是一步险棋，所以别人到现在动力电池的问题没有办法，它就这么解决了，这是很险棋的部分。

另外一个险棋就是一般做电动汽车的，都想办法做低价，低成本者，加上一点政府补贴也许就达到了一定的量，它不是，它做豪华车，它针对的对象不是大众，它针对的对象是那些社会知名人士，是那些比较关心自己的形象，比较具有社会责任感，关心环保，那么些人，它其他方面的价值，提供不是一个使用价值，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使用价值，是豪华车，这也是一步险棋，因为这个人的心理是很难预测的，你想用这个打动他，他不为之动心，那么就完了，它这步棋又走对了。

当然它最后能不能够干成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主流产品，这还跟难说，但是从这件事情看起来，就是当我们要技术创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不确定性太大，它成功的概率很低，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攻关去创，像邓小平说的，你创。

特别注意小企业，因为成熟的企业，我们有一些办法可能是很不利于创新的，就是我们一来就要审查原来的盈利状况，业绩，这个东西是违反一个基本的人的天上的倾向的，因为成熟的企业，已经站住的企业，它在它原来的技术上都投资投得很多，它会有一种倾向，希望发挥原来的我们叫做沉默资本，发挥它的作用，尽量保持它原有的那套东西，它拥有的专利，它的设备能够发挥作用。

而这个小企业，新奇的企业，或者说外行的企业，它没有包袱，它身上没有包袱就容易创造，如果我们一些规定抑制这些企业的话，那个创新就很难了。

总而言之，是我们在十一五的时候，曾经总结过，十五计划期间为什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生一个逆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存在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障碍的当时总结了很多，而且写进了中央文件的，最主要的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而且用自己控制资源，配制资源，来营造政绩，政绩的主要表现就是 GDP。

通过改革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

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能够实现转型，能够使得我们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能够发扬，要做什么?改革，要改革。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够消除这些体制性障碍，才能够营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条件，只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化的、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建立起一个所谓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样才有利于创新，才能够实现政治转变。

那么现在正好我们处在这么一个时机，就是十八大以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知道报告说的，要用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进行重要领域的改革，根据今年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今年的工作任务，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要设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这就是一个月以后，三中全会所要做的事情。三中全会会通过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

这个总体方案的内容要到一个月以后才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可以从一些领导同志们的讲话里做出推测，从习总书记在武汉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他是说有六个重大问题，我想第一条就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有三个要点需要说明的，第一，是统一的市场，我们现在都部门保护，部门干预和地方保护，地方政府的干预，把我们这个市场弄得分割开了，七零八碎，现在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

第二，是竞争性的，就是说它不是有很多行政垄断，现在行政垄断，地方保护，到处都存在，是竞争性的，企业和个人都在一个市场上平台竞争的。

第三个要注意的这句话，就是讲的市场体系，不是光讲的商品市场，是包括要素市场，要素市场就会包括比如土地市场，比如说劳动市场，比如说资本市场，那么要实现这样一个，他就讲了六个大问题，这中间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这句话也不是口号，是批评要有措施，要有一个具体的措施，比如说要建立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要打破行政垄断，要改变现在的行政监管的办法，要放开商品价格，放开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利率，放开汇率，一系列工作要做。

我们现在正站在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我们第一，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做什么工作的，应该积极参与，它的设计和它的执行。第二，我们企业家还需要学习、研究，怎么在一个比较规范的法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中进一步做好工作，我就说这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