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刘欢扯进来，是因为其歌其人，都代表了一个本土文艺精神向上的时代。

在这略显老气的文艺背景下，下面要讲的，是一个工控界的创业故事，其人与刘欢正好有交集，其事正好处于工控本土品牌崛起的时代。

所以，回头看他，可供那一代人回顾自己的青春，更可以让新进创业者参照那一拨本土品牌的成长。

先从“不安分”的青春说起。

有人说，没喜欢过摇滚就如同没有年轻过，因为摇滚代表了在叛逆中思考的年轻精神。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摇滚还在“地下”萌芽，国外的Beatles(披头士乐队)、the eagles(老鹰乐队)等虽已流行多年，但在那个“对外开放”刚打开“门缝”的时期，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只能那样“没有年轻”地过。

但至少在两个地方例外，一个是刘欢就读的国际关系学院，一个是贺冬就读的对外经贸大学。同样的对外便利，成就了相同的摇滚爱好，他们一起玩过音乐，聊过人生。

但两人的人生却大不同。在一次电台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后，听话的贺冬因母亲坚决反对而终止了职业歌唱的努力。继续比赛的刘欢成了今天流行乐坛教父级的“欢哥”，贺冬则辗转中国与美国之间，成了今天要打造工业数字通讯第一品牌的“冬哥”。

文艺和传统结合把他推向了工业。

青春对于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走过什么路，而在于流动过怎样的血液。

贺冬的血液中既有奔放的艺术天性，也有理性的传统思想。

1993年，贺冬放弃了商务部下属轻工业进出口总公司的“铁饭碗”，前往美国攻读MBA。在那里，他认识到了中美之间巨大的商业差距，领教了美国崇尚创新的社会文化，也是那时，玩惯了吉他的他开始玩起了个人电脑。

他自己的说法是：做进出口贸易的人不靠谱地去学习了编程。

更离谱的是，贺冬以编程身份进了美国科动公司，文艺青年摇身成为“工控男”，并逐渐做到全球市场总监，进而代表科动参与了工业以太网协会(IEA)的创始工作，成为其创始会员。

随后，中国市场受宠，他以首席代表身份被外派到苏州设厂。

这是一条典型的海归“打工贵族”之路，业界许多外企仍由这类BOSS把控。

但在崇尚创造的贺冬看来，这只是“搭车赶路”，他要赶的是自己的路。

自主品牌才意味着永远走在自己的路上。

2003年，贺冬再次放弃了外企BOSS的“金饭碗”，自创“恒启”品牌，走上了“恒久的创新”之路。

创业有门槛，更需要代价。

贺冬的代价是一下从“打工贵族”变成了“穷酸老板”，他做BOSS时200万年薪的全部“身家性命”都投入了公司。除此之外，贺冬跨进创业门槛的资本还有，自己作为IEA创始会员的“身板”，美国的研发力量和中国的生产优势。

“创造一片‘天地’，无疑比仅仅守住一片‘田地’要令人骄傲”，贺冬如是说。

“创造天地”是所有创业者的诉求，但追求的方式却因人而异。

贺冬的方式是，做事情与做产品近乎于完美地执着，执着于不将就、不凑合。这种执着也许会掣肘生意，但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恒启这个品牌的价值。

这份较真得到的品牌价值是，恒启的产品均严格通过UL,FCC,RoHS等认证，其产品的60%出口美国市场。而在中国中车的某项车载通讯测试中，恒启成为唯一过关的本土品牌。

企业的发展在于把品牌价值应用于更大市场。

文艺的和执着的贺冬有着明显的“不足”。

他执着于严苛的产品管理，他崇尚自由的市场竞争，他想腾出更多的精力，去进攻更多的自由竞争的美国市场。而在空间更大，但仍有浓厚“特色”的中国市场，贺冬虽然有心，但力有不逮。

但贺冬的“恒启”之志却很大，在世界范围内的产品市场，他希望做到工业数字通讯第一品牌，在中国越来越国际化的资本市场，他希望搭建企业的公众化发展平台。

时下，创新创业成为“国策”。在工控圈内，外企高管回流名企或自主创业，也几成大势所趋。

在工业数字通讯领域，成名的品牌为创业者构筑了进入门槛，但贺冬却为有志者打开了一扇共同“成业”的大门：其中国营销副总正在虚位以待，只需要认同恒启理念与贺冬为人，且有3年以上工业通讯相关销售管理经验即可，愿意入股者优先。

这就是贺冬，代表着身边一代文青、海归、创业，进而闯世界的工控人。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贺冬。

这位“文艺中年”经常会“做出点不一样的事情”，尽管每天中美时间两班倒，他还要抽空搭一个中美工业通讯的“桥梁”：建一个“工业通讯专业英语学习”的公益性微信公众号，以此分享他多年习得的成果。